“我很失望，原本以为可以让头发多起来，但现在甚至没法出门见人。”近期，做完植发手术一个月的小雅(化名)向某植发机构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无力。
像小雅一样在植发中遇到问题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健康时报记者发现，由于植发机构良莠不齐、评判标准无法统一等因素，消费者仍存在健康和维权风险。
某植发机构正在为消费者设计、划分植发区域。王艾冰 摄
诱人广告吸引消费者，商家事后“甩锅”推诿
小雅一直对自己的发际线不是很满意，看到一家机构的植发广告后，专程到广东该植发机构咨询发际线种植。在签订合同和保障协议后，小雅在手术室接受了7小时的种植操作。
“一开始是趴着取毛囊，然后再平躺种植，前额都是鲜血。”让小雅感到痛苦的手术直到深夜才结束。一个毛囊十元钱，她为此支付了两万余元。
毛发移植，简称植发，是指通过特殊器械将毛囊及毛囊周围部分组织一并完整切取，又经过分离筛选等步骤，移植到头发稀疏的位置。植发并不会产生新的毛囊，也不能增加毛囊的总量，而是通过重新分布现有的毛囊，使之排列更为合理，达到视觉美观的效果。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毛发诊疗科主任王继萍介绍，对于大面积脱发的患者，坚持口服或外涂药物均无明显疗效的患者，头部有瘢痕，毛发缺发的人群等，都可以进行植发。尤其是前发际线较高或者是烧伤、烫伤等造成的头部瘢痕，此类患者头皮上的毛囊已经没有了，如果不再“播种”上去，就无法长出新的“秧苗”。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毛发诊疗科为患者进行诊疗。医院供图
但在植发一个月后，小雅发现自己种植的新发和原生头发之间有一小块不规则形状的空白，“明明术前标记的时候，这里也在种植的范围，后脑取出了那么多毛囊，怎么会出现不均匀甚至空白?”小雅感到很委屈。
多位消费者向记者表示，植发机构工作人员的话术都具有很强的诱惑性，让人难以拒绝。
记者在某连锁植发广告内留下相关信息后，马上有相关工作人员联系：“我们是专门治疗头发(问题)的医院，具有国内顶尖一流的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确定准确的治疗方案，植发是一次性种植，终身受益，通常不会掉，患者可以前往就近的植发机构面诊，价格也是根据不同的治疗方案来确定。”
在上述工作人员发来的价目表上，记者注意到，手术从业务主任到院长分为4个等级，最高在二十万元左右，“价格肯定是可以优惠的，但要来院后才可以确定。”“医院术前会签订种植合同，确保成活率高达95%以上，术后免费复查，赠送术后两年原生发护理，如对术后效果美观不满意，也可免费修补，修补到满意为止，给到的保障是国内最全面的，但是给到保障不是说效果不好，而是为了让您更加放心。”
北京市鑫诺律师事务所展曙光律师告诉记者，一般认为，工作人员的口头介绍或宣传折页也是一种广告。“毛囊的成活率在95%以上”之类表述，用语过于绝对化，与医药医疗广告不能含有表示安全性的保证、不能含有说明有效率的规定相违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保证治愈或者隐含保证治愈的”等内容，如果医疗机构被认定为虚假宣传，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事故救济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医院以虚假广告、不实宣传诱骗患者就诊的，应当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机构水平良莠不齐，行业标准不具强制性
“毛发移植与其他普通手术不同，创伤较小且安全性较高，通常选用市场化运作的形式。”王继萍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但植发手术有相应适应症，一些患者是不适合植发的，包括烧烫伤局部愈合4~6个月以下，局部有红肿、破溃，感染等情况不能进行毛发移植手术；如果脱发面积太大，后枕部的毛囊资源不足，难以支撑脱发区域的整体效果，这种情况，更适合戴假发。
此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肾脏功能不全、血液病、传染病的患者都不可以做植发手术。
对一些本不需要植发的患者进行手术，容易出现头发越植越少或引发其他健康问题。一些经验不丰富的医生也容易在手术中对患者造成毛囊损伤。
河南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陈静在日常工作中曾接触过一些植发引发的纠纷案例。陈静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在她的患者中，丽丽(化名)属于过敏体质，因额角头发稀疏的她选择了植发。
“患者当时来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在一家植发机构植了发，她枕部的取发区出现了斑秃，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困扰。”陈静向记者回忆，面对这样的情况，丽丽即使第一时间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植发部位的创伤也很难恢复如初。
2021年，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发布的《毛发移植规范》团体标准中，对毛发移植手术相关人员的资质进行了规范，要求主刀医生须取得皮肤科或外科专业的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须经历毛发移植正规培训，考核合格，并有参与50例以上的相关手术经历。同时要经过省级或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毛发移植技术系统培训并考核合格。
张言(化名)是一名深耕医美领域多年的博主。她在植发后，也遭遇了头部取毛囊的部位受损、长期脱发且发量大大减少的问题。
张言说，当初虽然充分跟植发机构进行了沟通，但当时没有重点关注植发医生的资质问题，对方也从未主动提及资质问题或出示相关证明，“其实在植发过程中，我们是很难核实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资质的，尤其是医生的资质和经验问题。”
“《毛发移植规范》为植发行业的规范提供了标准，但目前该文件仍属于行业协会的自治性规定，不具有强制性。如果只是单纯违反了该规定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话，则不涉及违法，但是可能会受到行业协会的自律性处罚，如自律处分等。”展曙光说，“建议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将《毛发移植规范》约定为必须执行的标准，以增强规范的适用性。”
一份由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2024年2月4日发布的行政处罚公示显示，某植发机构旗下医院因“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7条，被罚款1万元。
天眼查显示：这起处罚背后的事由是，患者在植发手术进行到一半时，手术医生中途悄无声息离场，换成了两名护士代为进行。
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甚至将消费者置于危险境地。
医疗过程取证困难，消费者陷维权困局
“对于植发机构来说，植发成功与否主要在于是否成功把毛囊种上，自然度、密度、美观等因素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对于消费者来说，植发手术成功不仅是要把毛囊成功种植，还需要自然好看，符合审美需求。”北京观韬中茂(宁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周玲玲表示。
健康时报记者检索了2019年~2024年间关于“植发纠纷”的判决书，在败诉的8起案件中，消费者败诉的主要原因为“证据不足”。一方面消费者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毛囊存活率未达承诺，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植发治疗没有效果，另一方面，消费者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植发后的脱发现象是由治疗行为所引起。
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专门认证鉴定毛囊成活率的机构，所以就算是植发失败也并不好维权。周玲玲曾代理过一起关于“植发纠纷”的案件，她介绍，由于缺乏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估机制，消费者在与植发机构产生纠纷时，难以凭借确凿的数据或报告来支持自己的权益主张。
一份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李某某花费10万多元在北京某毛发移植技术研究中心接受植发手术后，称手术失败没有达到合同目的，存活率、视觉效果都不好，于是以植发机构存在虚假宣传和未实现合同目的为由提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诉讼。最终法院认定，李某某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全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也无法证明为其进行植发手术的主诊人员缺乏从事医疗美容项目的相应资质等，因此李某某要求退还款项的意见不被采纳。
周玲玲认为，消费者要仔细挑选植发机构，在手术前，对植发的方案、植发的医生、费用进行书面明确。支付相应费用时要求植发机构提供正规发票，植发手术完成后，要求保留复印相应的手术记录。遇到手术后存在的相关问题，及时拍照保留相关证据，并保留与医生的沟通记录。
此外，应构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监管主体及其职责分工，确立清晰的鉴定程序与途径。行业内部也需强化自我约束力，主动公示其医护人员的专业资质信息，确保消费者能够便捷查询并核实。
植发属于医疗行为，应双管齐下加强监管
“当前植发手术涉及两大领域，一是皮肤外科领域，二是美容外科领域，但都是归属国家卫健部门医政医管部门管理，所以对于植发行业的监管要做到双管齐下，多部门共同监管才能保证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针对植发行业未来的监管，中日友好医院毛发医学中心主任杨顶权表示。
对从事毛发移植医生的职业资质认定要更为严格。一般该类疾病需要皮肤科或医疗美容科的医生对于患者头皮的毛囊进行专业化的评估，若植发人员不具有专业执业医师的资质，对患者最基础的皮肤疾病及毛囊情况判断不到位，这可能是出现植发手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医院要培养更多专业化的人才，对于类似植发这样重要的专业技术，还是需要通过规范化的培训才能够达到相关诊疗的要求。”杨顶权说。
“植发专业操作技术和流程的细则也要更加科学规范。”杨顶权介绍，现在很多植发的过程过于流程化，对供区毛囊质量、受区头皮条件、获取和分离毛囊的过程疏于管理，植发人员只是毛囊的搬运工，对于种植后能否成活无法提供保障，在植发前后，也没有进行配套的毛囊头皮护理服务，造成术后毛囊的成活率降低。对此，建立毛发疾病质控相关行业规范和指南，最终通过养、种、护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让更多的医生能够在诊疗过程中有据可依，减少医疗事故发生。
同时，应建立毛发移植多模态管理数据库，及时对于患者的术前头皮毛囊条件、术中质控和术后长周期管理和效果评估，对于整个治疗方案的合理性和安全性进行专业化的监控。
“植发患者来到医院最大的需求，就是希望通过安全的植发来改善外观、增强自信。”陈静认为，对于患者的植发需求，建议他们选择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和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植发前咨询，并且对结果保持理性期待。
而小雅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观察，做好护理，让空缺处能长出头发，希望有修复的机会。
